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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荣造:我还不好好用这两个风火轮,岂不是精神病?

发布时间: 6/5/2015 13:49:58 来源:新战略机器人网

核心提示: 不仅东莞,上海、浙江、安徽、重庆、柳州、洛阳、广州、长沙、哈尓滨、天津等地方陆续都出台了机器人相关政策,包括中兴通讯、长盈精密等上市公司都试图跨界涉足机器人行业。

 机器人概念在中国资本市场被炒成风口上的猪,但实际上,大部分机器人公司还是在低端挣扎,缺乏核心技术。事实上,仅仅有概念、园区土地和政府补贴,并不能产生一个有强大市场竞争力的行业。

  “我就坐在他旁边,明显感受到血肉之躯发出了钢铁的力量。”广证创投副总经理王彦和参会的人们调侃道。


  2015年5月23日,在广州证券举办的一个主题为工业4.0投资策略的沙龙里,广东伯朗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伯朗特)董事长尹荣造,在用三分钟时间介绍自己公司时,这位大约1米65、戴着无框眼镜的湖南人,笑眯眯地从正常语音语速跳转为男高音,朗诵《伯朗特梦》一诗,接着清唱一曲《伯朗特人》,中途破音让现场笑成一片。

  在此前4天,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2025》,明确9项战略任务和重点,计划2025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机器人正是要推动突破发展的十大重点领域之一。

  《中国制造2025》发布后第二天,A股市场机器人概念股就有十余只涨停。尹荣造的伯朗特,则是新三板市场上颇受券商追捧的机器人概念股。

  根据国际机器人联盟(IFR)的数据,2013年中国购买了全球1/5的机器人,首度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买家。根据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5月下旬公布的最新数据,2014年中国市场共销售工业机器人5.6万台,约占全球市场总销量的四分之一,连续两年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

  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92年,沈阳金杯汽车公司找到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研发AGV机器人。15年后,脱胎于该研究所的新松AGV与通用汽车全球采购部签订AGV机器人供货合同,结束了中国机器人只有进口没有出口的历史。

  但在核心零部件技术缺失的情况下,中国机器人公司时至今日仍然在低端徘徊。

  “草根”机器人

  从广深高速公路大朗、松山湖出口下来,进入大朗镇辖区。据大朗镇官网数据,这个位于东莞市东南部、118平方公里的小镇上,登记企业总数有31060家,沙步村是大朗镇下辖的28个社区(村)之一,有50多家企业,主要是手袋厂、五金模具厂、毛织厂。

  沙步村公路两边多是三四层、红色外墙的小工厂单体建筑,伯朗特有着两间厂房、一栋四层办公楼的院子,给人鹤立鸡群的感觉。

  此前,伯朗特也就是在沙步村村口租了个约300平米的场地,2012年3月才搬到现在的地址。《伯朗特人》和《伯朗特梦》,还被印在了办公楼大门口、浅黄色的外墙上,用的是蓝色字体,一左一右呈对称状,最底下两行文字甚至记录了它们的原创、定稿时间。

  不仅尹荣造,伯朗特的董秘刘舒燕在向到访的投资人、媒体介绍公司时,也会唱起这首《伯朗特人》的厂歌。她还牵头为这首歌编了一支舞,每个周一早上公司全体员工升国旗的时候,歌、舞、诗,都要练习一遍。舞蹈动作主要在手上,乍一看有些像是机器人。

  2014年1月伯朗特在全国中小企业股权交易中心(新三板)挂牌以来,尹荣造表示迄今已经接待了260多位前来学习经验、有意上板挂牌的企业。

  尹荣造生于1980年,2000年中专毕业于湖南常德机电工程学校机械制造专业,先后在广州、东莞工厂里做过钳工、钣金工、搬运工,经常挨师傅骂,2002年,他成为东莞一家台资企业一名卖机械手的业务员,后来成为该公司的深圳区业务经理,2008年5月,他和公司的东莞、中山、广州三名业务经理共同创办伯朗特。

尹荣造还记得,2002年向客户推销机械手的时候,很多人看到模型还不知道机械手到底是什么,甚至还有制造部的主管问这是不是飞机,他对南方周末记者感慨,“那时候人工很便宜,要把机械手卖出去,就像卖保险一样难。”

  第一笔业务,只卖出去4台,还是卖给一家日资企业高管创办的公司。

  2008年创业,制造业也面临金融危机,人们对机械手的接受度已经改观,“一些中小企业已经在考虑买机械手了,只要再推它一下就可以了”。

  创业前半年,伯朗特并没有自己的产品,租了一个小铺面,主要是倒卖二手机械手、代理日本品牌,甚至还找人代工,此后决定自己敲敲打打生产。

  2011年10月,在一个用铝型材搭起的办公桌旁开股东会,尹荣造提出2015年公司要上市,当时听者多不以为然。其实,尹荣造对资本市场完全没有概念,直到一年多后的2013年1月,他的一位法律顾问问他,究竟是想上主板、中小板,还是创业板?尹荣造坦承自己也不懂,反问,“有什么区别吗?”

  2013年6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将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试点由北京中关村、天津滨海、上海张江、武汉东湖扩大至全国。第二天上午,尹荣造收到这位律师用短信发来的这个消息。当时他正好在广州一家职业学校演讲,他在演讲里说,“我感觉中小企业的春天来了”。

  4个月后,伯朗特向全国中小企业股权交易中心提交了材料。2014年1月3日收到通知,隔天尹荣造就去了深证中登公司做股权登记,成为新三板试点扩容以来第一家来登记的企业。20天后,伯朗特和另外265家公司一起,成为新三板扩容后第一批挂牌企业。

  不得不说,参观伯朗特的厂房,很难唤起“高科技”的感觉,更像是一个大的机械加工、组装车间。2014年初,伯朗特公开转让说明书显示,当时他们共计168名员工中,本科学历的仅6人,大专以下占了78%。

  同年5月入职的研发副总经理罗小青,也就是高中学历。这个出生于1972年的中年人,曾经做过模具厂的编程员、厂长,金属制品厂的工程部经理,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出了伯朗特第一款六轴机器人,他说这款机器人自己在脑袋里想了很多年了。

  不过,借力资本市场,最早4名创始股东平均持股的伯朗特,变成了以尹荣造为主的伯朗特,尹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伯朗特的股价现在30元上下波动,市值约10亿元人民币。

  两个风火轮

  伯朗特的对标标的是,在创业板挂牌的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松)。

  新松成立于2000年,脱胎于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并以该所前所长、“中国机器人之父”蒋新松的名字命名。蒋在公司成立的三年前去世,他的学生曲道奎现任该公司总裁。

  相比其他“半路出家”的机器人概念股,新松从一开始就聚焦机器人产业,它是伯朗特的对标的企业。四年多前的2009年10月31日,新松在深交所正式挂牌,成为创业板首批28家上市企业之一,也成为中国“机器人”第一股,并以“机器人”这一行业名词作为公司股票名称。

  2015年5月26日,新松的市值约为600多亿人民币。一周后的2015年6月2日,新松市值创下历史高点——820亿元人民币。

  2014年,新松的营业收入约为15亿元,约等于伯朗特的18倍。全球机器人巨头、日本发那科(fanuc)公司2014年的营收为43.78亿美元,新松与发那科之间还隔了17倍的距离。

  让尹荣造引以为豪的是,最近三年的财务数据显示,伯朗特的毛利率都高于新松,2014年更是达到了48.1%,比新松高出12个百分点。尹荣造没有说出的另一组数据是:新松最近三年的销售净利率都在20%左右,而伯朗特2014年最高也只有7%。

尹荣造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别人说我踩着两个风火轮,一个是机器人、一个是新三板,既然人家都这么说了,我还不好好用这两个风火轮,岂不是精神病?”

  这个话的背景是,机器人正在成为中国智能制造的风口。随着中国年轻一代劳动者不愿意再像父辈那样干“脏累苦”的工作、人力成本上升,中国制造业正在经历一场“机器换人”的变革。

  相比2008年时候客户签了合同、交了定金,才带着设计师去现场踩点拍照,现在企业只要有订单做,接订单时就要考虑自己产能够不够,机械手、机器人已经被考虑在成本里了。

  伯朗特办公楼和厂房中间的空地上,就堆放着已经打包装箱、等待运走的机械手和机器人。而尹荣造办公室的墙壁上挂着一块黄底红字的牌,上面写着:2026年要实现百亿伯朗特、2033实现千亿伯朗特、2058年实现万亿勃朗特,“别人听我说这话觉得这个屌丝是个精神病,就像当年人家说马云是精神病一样。但是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中国的机器人公司要死一大片”

  “你说客户有没有机器换人的冲动?”尹荣造记得,2004年,一台变频1200机械手要卖7万-8万元,现在更高配的同款产品,售价也只有3万-4万元,机器成本降了一半,而人工成本却从当年800元涨到4000元,提高了4倍。

  面对一批企业的迁移和对产业空心化的担忧,政府似乎更急于帮助当地企业完成“机器换人”的转型升级。以东莞为例,2014年8月,东莞市发布了《“机器换人”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从2014年起,市政府每年出资2亿元,连续3年共6亿元支持企业实施“机器换人”,最高补贴比例可达设备总额的15%。

  东莞的这一补贴,要求项目设备和技术投入100万元以上。在尹荣造看来,一些被捧上天的样板工程实际利用率不足,或者主要补贴了外资品牌。

  据国际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联盟发布的数据,2014年中国市场的工业机器人5.6万销量中,中国本土供应商的销量仅为1.6万台,占比不到30%。2015年5月初,被多家媒体报道的长盈精密东莞松山湖“无人工厂”,采用的设备主要来自日本发那科公司。 尹荣造曾在东莞市政府召集的机器人企业代表座谈会上提出,能否在机器人企业实行增值税征17退14,以市场化的方式对机器人实现产业化的企业予以补贴。他觉得最公平的方式就是,“大家有本事就把它卖出去、产业化,这才是公平竞争。”

  这个提议最后以国税和财政收支两条线、地方无法协调,而被婉拒。

  “我们没有奶吃,只能靠市场挤奶,在市场奔跑,向市场要钱。”尹荣造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让企业制造出企业能消费得起的产品,“机器换人”自然而然就会换过去了。制造企业被市场倒逼,即使没有补贴也一样会机器换人,补贴有助于市场推动,但只是暂时的,最终真正推动还是要市场化。

  尹荣造算了一笔账,假如一个机械手可以省下1.5个人工,一个月人工3000元,半年就是2.7万元,基本上一年就可以回收成本。

  补贴政策出台三个月后,2014年11月,东莞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正式揭牌,东莞市政府计划总投资约27亿元,培育运动控制与高端装备企业群、工业与服务机器人企业群和高端消费产品企业群。

  在2015年4月中旬举行的“2015年国家机器人发展论坛”上,新松总裁、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会长曲道奎介绍,中国目前有约40个机器人产业园区,约60家有机器人概念的上市公司,500余家机器人相关企业。2015年预计会增加到800家。

  不仅东莞,上海、浙江、安徽、重庆、柳州、洛阳、广州、长沙、哈尓滨、天津等地方陆续都出台了机器人相关政策,包括中兴通讯、长盈精密等上市公司都试图跨界涉足机器人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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