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年以来，“熄火”、“衰落”和“危机”成为外界加在东莞身上的标签。目前，广东东莞、深圳等地的加工制造业很多工厂订单流失，不得不关停或将生产线向东南亚、非洲等地转移。媒体称之为东莞遭遇新一轮“工厂倒闭潮”。但弥漫在东莞空气中的，并非都是悲观的气息。东莞市长袁宝成就表示，一些企业的倒闭，是属于市场经济中优胜劣汰，并不能说明制造业整体遭遇了危机。
东莞电子企业批量关停
据界面报道，自2002年起，香港工业总会每年定期对珠三角进行调研，据其2015年2月的调研报告显示，2007年，港资企业占珠三角全部外资企业的72%，珠三角有半数的制造企业属于港资或有港资参与，这批企业共开设约5.7万家工厂。不过，港资制造企业数量从2007年的高峰期快速下降，2013年底仍然存活的估计约为3.2万家。
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港资企业在珠三角投资开厂的步伐显著放缓，港资企业裁员甚至停工的消息不绝于耳。
港资厂商在珠三角劳工短缺、最低工资不断上升的双重压力下，普遍缩减雇用员工规模。统计显示，2008年金融危机后，香港厂商平均每年减少10-20%，港资厂商在2014年共聘用450万名以上的珠三角员工，较2006年的高峰期（当时约900多万人）已经回落一半。
港资企业在珠三角的投资布局与中国改革开放的版图形成一条暗中交汇的轨迹。东莞作为一个庞大的跨境制造基地，既整合了香港当地的高增值、科技密集工序，又将珠三角及其他地区的土地和劳工密集工序联系成为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中国在1979年推行改革开放，首先着力的即是华南地区，措施包括成立经济特区及为外来投资者提供税务优惠，鼓励他们到珠三角地区投资。由此，珠三角地区大量的企业开始生产劳动密集型消费品，例如食品、饮料、玩具及服装等，珠三角突发猛进成为全球制造业基地。
与之相契合的是，香港制造业自1980年代初，也经历了重大转型。珠三角的土地和劳工成本较为低廉，加上税收优惠，吸引香港工业家北上内地，把制造业工序北移，推动珠三角制造体系和香港服务体系的分工合作，形成了粤港特色的“前店后厂”模式。
港资企业在珠三角的产业结构具多元化特点，以电子产品业、传统产业（如纺织、成衣、玩具等），以及配套型产业（如金属制造、塑胶、模具、纸品印刷业）为三大主轴，这与珠三角地区当地工厂的发展需求不谋而合。
然而，受制于劳动力短缺和工资持续上涨，2000-2008年，港资企业在珠三角遭遇了一系列挑战，并愈演愈烈。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造成港商一向依赖的欧美出口市场萎缩，加上中国调整经济政策，优化经济结构，对产业提出转型升级的要求，这些都给出口为主的港资企业带来沉重的打击。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副会长徐炳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珠三角的港资企业多为传统制造业，利润没有什么提升空间，于是索性转移去了东南亚。他以东莞为例，认为已经有超过一半的港资企业撤离当地。
不得不提及的是，香港工业总会主席郑文聪强调，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中国制造成本高企，都是在珠三角的工厂收缩规模的原因，这不仅是广东省的问题，也不仅是香港投资的工厂收缩，其他台湾、韩国的投资规模也在收缩。
除非是国家鼓励的高新科技企业，以及利润幅度高的企业，不然都追不上通胀的涨幅。郑文聪表示，如果珠三角的人工继续高涨，传统的工业会生存空间越来越会缩减。
实际上，正如郑文聪所言，东莞的加工制造业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转型已刻不容缓。据新京报报道，任远是河南人，2003年他到东莞打工，进入一家手机屏幕加工厂。在熟悉了业务流程后，2005年任远成立了自己的手机屏幕厂。当时正是触屏手机发展的高潮期，各种手机都在更换手机屏，也涌现了很多智能手机品牌。任远开始为三星、诺基亚、京瓷等手机供应手机屏，生产规模也越来越大。
2009年，任远又在深圳开了一家相同的手机屏幕厂。任远说，他的工厂没有核心技术，只是将外面工厂切割好的玻璃组装焊接成手机屏幕。经过数年的发展，任远的工厂年产值2亿多元，用工最高规模有上千人。2009年，他在深圳又开了一家同样的工厂，主要生产手机屏幕和屏幕光源。两个厂为他实现了财务自由。
但从2012年开始，手机制造业开始走下坡路。除了国际上一线手机品牌被淘汰外，手机配件制造业的竞争也越来越白热化。与任远类似的案例近一两年不断上演。东莞当地流传的说法是，近一年以来，至少有4000家企业关门。而以电子行业为首的生产制造业企业成批量倒闭，媒体称之为东莞第二轮“倒闭潮”。
“其实做到后来已经没有意思了，工厂利润三年减少了9成。3年前生产100万件货能赚200万，现在生产1000万件才赚200万。”任远说，从2012年开始，手机屏幕的利润越来越低，厂家纷纷压价销售，成了恶性循环。去年的一天，他接到已合作10多年的另外一家液晶公司老板电话，对方说自己活不下去了，欠他的165万元货款只能以后再还。“我跟他做了这么多年生意，我能怎么样？”任远说，他们这一行都是三角债关系，他的客户欠他的钱，他也欠着供货商的钱。如果他的工厂要继续开下去，他就只能自己背下这个债务。
此外，东莞一鞋厂负责人曾亮（化名）说，他曾到访过非洲加蓬等地，现在非洲很多地方和三十多年前的东莞很相似，低廉的人力成本、低下的政策门槛十分适合野蛮生长，他已经打算到非洲新大陆去寻找“第二个东莞”。同时，任远的老乡，今年28岁的河南周口人申丰则打算把自己的LED灯厂转移到内地。2008年，申丰来到东莞打工。有经营头脑的他后来自己成立了一家LED工厂，专门做灯带。灯带的核心技术主要是里面能发光的芯片。这个芯片技术如今仍被日本、中国台湾等大品牌厂家掌握。申丰从外面采购回来芯片和塑料包装后，雇人焊接组装，加工成日常用的霓虹灯、家庭吊顶装饰用的LED灯带。
因为没有太多技术含量，像申丰这样的LED灯带厂家在深圳、东莞有很多家。申丰说，刚开始一米LED灯带能赚20元，如今，一米灯带也就赚几分钱。
最近，申丰正在与老家的镇政府洽谈政策方面的优惠。申丰说，现在深圳、东莞有的政策，内地也有，甚至还会更多。“东莞还有什么地方能吸引我？就算把我留下，我上哪里去招工人？”申丰说，东莞、深圳一个工人工资最低不能少于3000元，否则一个小工都招不到，但在内地，1000多元就能招到一名工人。
“机器换人”和“腾笼换鸟”
在一些私下场合，有东莞的官员认为，随着劳动力成本增加、原材料土地价格上涨等因素，“世界工厂”东莞与其他地区相比，优势正在逐渐丧失。东莞市长袁宝成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其他城市数倍于东莞的土地资源优势，北上广深等中心城市和自贸区的“磁吸效应”，制造订单的“去中国化”趋势等，都将是东莞“成长的烦恼”。
袁宝成坦言，随着人口红利逐步消减，东莞早期在“孔雀东南飞”背景下形成的劳动力“洼地”效应已全面消退，“求工难”已演变为“招工难”，而且与周边中心城市相比，非但没有人才引进的成本优势，反倒会因为城市配套不完善、人文环境不理想等加重成本。那么，“世界工厂”东莞该怎么办呢？很显然，在新一轮工业革 命已然上路的全球产业发展背景下，要实现从东莞制造到东莞智造的弯道超车，世界工厂同时承担着双重使命：一方面，要根据东莞制造业的特点，发展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智能制造产业；另一方面，要加快摆脱长期依靠低成本的要素发展模式，向附加值更高的产业链中高端进发，从供应端改变并提升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
据南方日报报道，从全球工业发展的历史看，政府的引导与扶持在每一次工业革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决定各国最终在全球竞争中所处的地位的，最终还是得回归到企业自身的革新成效中来。在东莞，拥有广东全省数量最多的新型研发机构，一直是世界工厂近年来加快转型升级的重要创新支撑，这也是东莞发展工业智能化的优势所在。左东尼指出，在工业4.0时代，由于智能化生产水平越来越高，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急剧加快，企业要保持市场竞争力，新产品的研发周期必须大幅缩短。
基于这一趋势，制造企业与新型研发机构等高校研究机构的合作模式也应该及时革新，东莞的制造企业在开发一款产品时，可以借鉴美国、德国等先进国家所采取模块化研发的方式，将整个开发过程分解成不同小单元，让不同研发机构负责，然后规定一定期限完成分单元研发，最终收集起来进行集成组装即可。如此一来，既可以摆脱对单一研发机构的过度依赖、受制于人，最大限度缩短产品研发与制造周期，还能最大化地增加产品系列，提高产品质量，快速应对市场变化。
“美国工业巨头通用电气就曾将某部门分解为60个研发小组同时进行研发，结果将原来需要两三年才能研发出来的新产品用几个月就完成市场投放，成功率先占领了市场空白。”在德国长期从事工业4.0应用系统研发的左东尼举例说。
左东尼给东莞智造的另一个建议，来自于行业标准的制定。作为国内机器人产业的先行城市，东莞市已聚集了一大批以系统集成为主体的智能装备制造企业，但由于缺乏行业标准，不同企业的“机器换人”项目都是非标准化定制，彼此之间各自为政，在技术上相互封锁，数据上无法实现互联互通互享。
左东尼认为，这种情况并不可取，因为工业智能化发展到最终，基于生产数据的挖掘与共享程度，将决定企业不断技术革新的道路能走多远。在德国，政府已经为工业智能化发展制定了相应的标准，使得企业之间能够在同一套标准体系内共同发展，包括西门子、博世等等企业和机构之间在发展工业4.0时虽然是独立的，但是也会有一个共同的平台供企业之间进行数据分享和整合，共同参与工业4.0相关技术的开发和研究。德国政府还会有针对性地资助一些科研机构进行研究和开发，把各个地方的平台进行连接整合，并带头鼓励一些代表性企业参与制定不同细分领域的标准，然后对其进行应用和推广。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教授瞿金平指出，从长远来看，中国对于智能制造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均将保持较大的需求，东莞智造要摆脱以往代工的宿命，一定要紧紧依靠制造业创新，原来的优势一定要延续，将机器人产业与当地制造业紧密结合优先发展，如此一来才会更有发展后劲。当然，政府方面也要加强产业引导，避免一哄而起，不能一味大而全，追求短期政绩，而是要让企业把基本功打扎实，做出品牌，掌握核心技术。
中国工程院制造业研究室主任屈贤明则认为，在国外机器人巨头已经掌握一定市场话语权的竞争态势下，东莞智造企业要从中突出重围，基本上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一条路是一开始不做复杂的、贵的机器人，而是从简单的细分领域切入，利用国外行业巨头对该领域的不重视或者忽略点，先在细分领域取得用户信任，然后再一步步扩展到其他机器人领域。
以服务机器人为例，美国、日本等国家已经将发展服务机器人作为机器人产业未来的发展重点，相比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适用人群更广，价格更低，更容易进入千家万户，未来市场潜力更大，尽管跟美国相比，中国的机器人应用仍然集中在工业领域，但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内服务机器人市场也在迅速培育起来，东莞可以在发展机器人产业过程中适时提前布局，选择一些优质项目进行重点培育。
另一条道路就是从高端做起，可以投入重金从国外引进顶尖创新团队来到东莞进行创业孵化，这些人才拥有世界一流的技术，如此一来就能比较快地在高端市场上占得一席之地。
此外，东莞市经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东莞推广“机器换人”之举，不仅可以缓解东莞制造业企业用工不足、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局面，更为重要的是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加快劳动密集型企业向技术密集型企业的转变，促使就业人员素质明显提升，推动东莞整个城市的升级。
“有退有留是东莞制造业升级的策略，东莞有将近30万家中小企业，不可能每一家都进行机器改造，这是不现实的，一定会有一批企业退出。”有学者这样分析东莞工厂倒闭现象。东莞另一项大的举措是“腾笼换鸟”，让企业转型升级。
东莞一位官员称，改革开放以来，东莞一直是以外贸加工型经济为主，也以此奠定“世界加工厂”地位，但东莞这些企业多数属于代工生产或者贴牌生产，自主品牌并不多，高附加值和丰厚利润都被品牌商拿走，剩下的就是代工厂微薄的人工利润。所谓的“腾笼换鸟”，即是把现有的传统制造业从目前的产业基地“转移出去”，再把“先进生产力”转移进来，以达到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目的。
